“从运输业到汽车销售、维修、加油，到房地产开发，再到商贸、医院等行业，延运集团经营的足迹遍及延安的众多领域。”在延安市民看来，在延安谁不知道延安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白宏明，就如同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一样显得孤陋寡闻。
延安市汽车运输总公司诞生于二十世纪中期，2003年由国营企业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对于改制，延安市政府各部门都会义正词严地说改制是成功的，因为单从经济发展状况可以看出，改制后的企业效益一直不错，依然稳坐“龙头老大”这把交椅。但如今频繁爆出的当年改制下岗职工安置不合理、开除职工程序不合法、违章建筑林立等问题，已将这家很受政府重视的企业推到风口浪尖。

“延安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在2003年改制成了股份制企业，至今5年了，我们现在才知道，原来企业改制时还有一笔职工安置费。”丁海峰痛心地对记者说道。

丁海峰今年51岁，原来是延安市汽车运输总公司职工，1993年下岗。他说：“因为当时国有企业都在改制，下岗人员比较多，所以没觉得有什么反常，也就开始自谋出路了。”

从2000年开始，原延安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开始启动改制，这家国企的改制也得到延安市政府的党政领导、行政主管等部门的关注，2003年改制方案才最终敲定。2003年3月3日延安市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下达了批复文件（延市国改发[2003]01号），同年7月，新企业——延安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丁海峰和下岗的几百名职工有着同样的期盼，那就是改制也许可以给他们带来福音，但事实上，他们被遗忘在了角落，不仅是企业改制前前后后的情况他们毫不知情，生存状况没有任何改变，也没有获得任何的补偿，有关企业的消息也都是听别人说。“改制方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更不知道企业如何安置下岗职工的。”丁海峰为自己多年被蒙在鼓里感到气愤不已。

▲ 下岗职工因捍卫合法权益遭殴打。图为还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延运集团的下岗职工戎刚。

时隔5年 职工索要安置费被打

“最终知道国有企业改制，职工还有安置费是在今年。”提起职工安置费问题，躺在病床上的原延安市汽车运输总公司下岗职工戎刚对企业侵犯职工对改制的知情权非常气愤。

“以前我们这些下岗职工既没有任何补贴，连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是自己交的，在2006年屡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之后，我们才结束了这段不公平的历史，企业开始给我们缴纳这些费用。今年，我们了解到，榆林运输公司当年改制的时候就给职工发放了职工安置费，榆林运输公司跟我们企业是一样的性质，所以我们就开始琢磨，为什么原延安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当时在改制时没有给下岗职工安置费呢？”

原延安市汽车运输总公司的一些下岗职工就是否应该有职工安置费一事，开始找市政府、市交通局，期盼得到政府领导的支持并合理解决下岗职工的正当诉求，然而他们得到的答案只有两个字：没有。

出于无奈，2008年5月27日，这批下岗职工来到延运集团的建筑工地上静坐，要求解决问题。但就在当日半夜，工地上出现了七八十个不明来历的人，手持砍刀、钢管、木棒等凶器开始砸坏车辆，并殴打下岗职工，导致多人受伤，其中三人受伤最为严重，被120送进医院治疗，目前这三位伤员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戎刚便是其中之一，经医院诊断，他被打成颈椎骨折，8月27日，记者来到医院看望他时，戎刚躺在病床上，脖子仍然不能灵活摆动。

“我们多次要求看企业改制方案，但延运集团就是不给我们看，在2008年多次要求之后才拿到了企业改制方案，方案中确实显示，当时改制时在资产中切出了3000多万元用于在册职工的安置，那些钱都是我们的活命钱啊！公司居然非法占用长达5年之久，一分钱也没给我们……”提到下岗职工安置费，戎刚就异常激动。

戎刚今年50岁，1993年他与妻子双双下岗，家庭顿时陷入困境，为了生存，他想过很多办法，吃了不少苦头。“如果当时把下岗职工的安置费用补给我们，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有本钱做点生意，家庭境况也许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至于5月27日下岗职工被什么人所打，戎刚说派出所一直说正在调查中。但他知道有一点，那就是他们几个月的医疗费一直是延运集团支付的，这一点记者也向其主治医生证实过，医生回忆起当时情形说，好像是发生了打架事件，当病人住院后，延运集团曾来人告诉院方如果这三位病人欠费就给他们打电话，然后来缴费。延运集团对于缴住院费一事则说，是市政府有关领导强令公司在事件没有处理之前，先为受伤的三人垫付医药费，待公安机关结案处理时，再由责任人承担。

▲延运集团的改制方案中核算出了职工的安置费，但是5年多的时间，职工都被蒙在鼓里，没拿到属于自己的钱。

▲下岗职工对市政府的解释表示不满，并用笔勾画出来。

以挂账为名 变相承认挪用职工安置费

在《陕西省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中职工安置实施办法》（陕劳发[1998]57号）文件中有如下规定：国有小企业改革中，买断职工工龄的费用可按当地上年社会平均工资的3—5倍确定……
而在延运集团下岗职工提供给记者的《延安市汽车运输总公司的改制方案》中明确核算出了所有在册职工的安置费用，共计：32077725元，方案中对职工安置措施做出的承诺是：原企业在册职工全部由新企业接受，各种费用由新企业承担。对此，延运集团给出的解释是：“3000多万元安置费政府并没有给现金，而是企业占用的固定资产折价算账得出的数字而已……多数下岗职工认为安置费太少，不愿意领取……新的股份制公司才将下岗职工全部接收，并为其缴纳了养老和医疗保险。”

“企业改制成民营后，难道就不该给下岗职工安置费？”“‘下岗职工闲安置费太少’的说话根本是一个借口，我们开始就不知道有这笔费用，连改制方案也还是最近几次折腾后才看到的。”“‘新的下岗职工全部接收’这一说法更是谎言，我们还有那么多下岗职工靠捡破烂为生。”对企业给出的答复，延运集团的下岗职工认为太不可理解，他们表示，企业根本没有将一些承诺兑现，在2006年之前连本应该属于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是下岗工人自己交的。

为何3000多万元职工安置费长达5年之久没有落实到职工手里？这笔资金究竟又用在了什么地方？

延运集团的下岗职工们对企业既没有尽到告之本人的义务，又没有经过他们同意就私自将资金占用长达5年之久感到异常气愤，近段时间以来，他们一直在想办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找相关部门解决当年遗留下来的问题，而对于这些资金用在了什么地方，他们也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唯一可以看见的是延安市到处是延运集团投资的高楼、网吧、加油站等。“延运集团利用我们这笔资金大搞房地产开发，近些年获利不少。”下岗职工这样认为。

记者来到市政府要求对此事进行采访，值班室工作人员请示领导后答复，延运集团隶属于延安市交通局，此事由市交通局主抓，应该采访交通局。

记者试图联系延运集团和延安交通局进行采访，但双方互相推托，延运集团办公室主任张建荣表示此事交通局非常熟悉，他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在交通局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交通局办公室主任胡元强则说这是企业自己的行为，让记者到企业和市改制办了解情况。

记者几次电话联系延安市交通局纪检委书记李宏刚，但他均拒绝接受采访，后来干脆不接记者电话回避此事。

据延运集团下岗职工称，他们在向市政府诉求时，市政府协调多个部门，曾提供了一份《关于延运集团下岗职工和退休人员上访的调查报告》，记者看到该报告就职工安置费问题做出了如下解释：“公司决定将切出的安置费给每个职工单独挂账，暂不支付……”“公司凭什么决定单独给我们挂账，为什么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延运集团下岗职工认为这种解释分明是为延运集团占用职工安置费寻找的一个借口。

记者手记

在生活底线上挣扎的下岗职工

为长达五年之久的职工安置费寻求一个合理解释，延运集团这批下岗职工四处奔波、求助，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他们都饱受摧残，希望与失望的反复交织让他们不能理解，为何这么大笔资金会销声匿迹五年之久，下岗本来已经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为何还有人要雪上加霜，把微薄的安置费也挪用了。

不合理的事情一桩接一桩，让他们精疲力竭。丁海峰，18岁开始在延安市汽车运输总公司从事汽车修理工作，35岁时下岗，刚开始他还能靠到处打工勉强维持生计供养儿子上学，但到了四十几岁后，找工作越来越困难，于是他和下岗的妻子为谋求生路，想尽各种办法，做过许多工作，但困窘的境况并没有因此改变，反而每况愈下。

8月28日，顺着当地市民的指引，记者来到延安东关东盛农贸市场以北的清凉山下，一排排窑洞映入眼帘。听说丁海峰的家在四排窑洞的最底下两层，穿过狭窄的行道，在中间一孔窑洞找到了他的家，室内面积约二十来平米，两张床已将空间填满，儿子今年25岁，由于工作没有落实好，一家三口人就挤在这间狭小的屋子里。由于没有做饭的地方，丁海峰只好将窑洞的拱形区域切下来勉强可以放下一台燃气灶。

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丁海峰和同一层居民所住的连体窑洞变成了危窑。2005年，延运集团在对农贸市场改建开挖地基时，导致距离较近的一排十几孔连体窑洞裂了缝，地基下沉。据当地的几家媒体报道，这些窑洞有的裂缝手指都能轻松插入，他们曾找过多个部门，问题并没有得到合理解决，至今裂缝依然清晰可见，“每当看见那些裂缝就提心吊胆。”丁海峰无可奈何地说道。

与丁海峰相比，同样是延运集团下岗职工，同住在窑洞里的高延军也许更为不幸。“当年我们下岗的时候，高延军还是学徒。”丁海峰一语道出了高延军后来求职受阻的一个因素。下岗后，一没技术二没经济基础的高延军求职难上加难，为了生活他曾经卖过报纸、做过零工，但这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根本性的转变，现在47岁的高延军家徒四壁，窑洞内没有电，没有米面等任何吃的东西，逢雨窑洞便成水池，被子上的水印便是最好的证明，无父、无母、无妻儿，高延军俨然是一个流浪汉，一日三餐没有着落，全凭别人的施舍，在延安的街头小巷度过他的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