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隋朝前期重视监察官员的素质，使监察队伍对促进廉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到了隋末，主要监察官却已堕落为昏君的御用工具，起到了促进腐败、使隋朝短命而亡的作用。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君主拒谏，杀害谏议大夫，最终废除了言官，并对敢于弹劾、规劝的监察官打击陷害，使之蒙受撤职、降职以至发配之冤。这说明君主自身的破坏，是隋朝廉政监察制度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在肯定隋文帝杨坚政绩的同时，指出“文帝猜忌苛察，信受谗言，功臣故旧，无始终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敌，此其所短也。”这种缺陷，也决定了隋文帝不可能真正始终重用刚直的监察官。就是对他一度信用的柳或，在权相杨素进谗言诬陷柳或“以内臣交通诸侯”时，也将其削职为民，发配镇远镇(今宁夏银川市)。杨广(隋炀帝)正是利用隋文帝的这一缺陷得以排除异己势力，夺到帝位。一登帝位，隋炀帝就露出荒淫奢侈、残虐人民的本性，大营富室，滥用民力，穷兵黩武，滥刑峻法，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朝政日趋腐败，闹得四海骚然，民怨鼎沸。而隋炀帝死不悔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除谏官以掩其过”，堵塞了言路。所以在场帝即位时就宣布废谏议大夫，后来又撤去掌巡察的司隶台。在炀帝即位时升为御史大夫的梁毗，由于奏劾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私设部兵”，并反对炀帝要免宇文述的罪，竟然被撤了职。御史大夫张衡对炀帝在东都洛阳大兴土木，穷极侈丽，天下失望，已有“当涂而不能匡救”之叹。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炀帝又欲扩建汾阳宫。张衡好心规劝炀帝道：“比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敝，伏愿留神，稍加折损”。哪知炀帝听后就怀恨在心，派人罗列了张衡的所谓两条过失，一：是齐王杨嗉曾擅自将一个县令带进汾阳宫；二是当年炀帝巡游涿郡等地时，“父老谒见者，衣冠多不整”。炀帝据此谴责御史台“不能举正”，将张衡降为榆林太守，任命裴蕴为御史大夫。自此，御史台就完全失去了廉政监察作用。

    二是监察机构由于任非其人而改变了性质。接替张衡为御史大夫的裴蕴是个“素怀奸险，巧于附会，作威作福，唯利是视”之徒。炀帝却令其“参掌朝政”，为朝廷的“五贵”要员之一，并授予分掌刑部、大理寺之权，握有监察和司法的大权。裴蕴善于迎合皇帝的心意，“若欲罪之，则曲法顺情，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他这种马屁精的嘴脸，正好与隋炀帝的本性一拍即合，因此炀帝将“大小之狱”皆委之。薛道衡在文帝时“久当枢要”，“以才学盛名”。但因后来为炀帝的父亲文帝说好话而使炀帝不高兴，竟降薛道衡的职，拜为司隶大夫。薛道衡有一次对朝廷同事发牢骚说：假如高颎不死，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高颎在隋文帝时任宰相近20年，朝野推服，公道正派，时人都评论他是“真宰相”。隋炀帝即位初，高颎曾批评说：“近来朝廷殊无纲纪。”隋炀帝以为“谤讪朝政，下诏诛之，诸子徙边”。所以薛道衡的牢骚反映到隋炀帝的耳朵里，炀帝大怒，令裴蕴逮捕下狱。裴蕴火上加油地诬告说：薛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推恶于国，妄造祸端”，奏请炀帝把薛道衡“缢而杀之”，妻子徙边。不久，督役江都宫的张衡，即裴蕴的前任御史大夫，得知薛道衡被害，遂对人说：“薛道衡真为枉死。”炀帝又令裴蕴将张衡“除名为民，放还田里”。门下省纳言官苏威一再批评隋炀帝大兴劳役、连年对外用兵，闹得“天下大乱”，“政乱不能匡救”，炀帝听后怀恨在心，裴蕴当即指使人诬告苏威“昔在高阳典选，滥授人官；畏怯突厥，请还京师”。炀帝借机命裴蕴将苏威逮捕入狱，不久即下令将苏威及子孙三代一并除名为民。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面临农民起义军已聚众数百万人的严峻形势，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劾奏裴蕴“职典数要，维持内外，四方告变，不为奏闻”，使陛下对民变“皆弗知之也”，请炀帝把封锁消息欺骗皇上的裴蕴等人交大理寺“结正其罪”。而奸险的裴蕴则指使大理卿郑善果上奏，反诬韦云起“诋訾名臣，所言不实，非毁朝政，妄作权威”。炀帝又解除了韦云起的职务，降为大理司直。

    身为最高监察官的裴蕴，已堕落腐败到如此地步，因此在司隶台职权又划归御史台后，他为扩大自己的权势，便立即增监察御史达百余人。这些由裴蕴一手扶植上去的监察御史与他“共为朋党”，狼狈为奸，“凡郡县有不附者，阴除之”。因此，隋末的御史台和多数监察官，已完全背离了纠弹之职，蜕化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陷害好人、欺压百姓和为昏君效劳的工具。少数声张正义的监察官，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投向起义军，或辞职还乡。监察，本来是惩治腐蚀、纠正君主过失、维持政局稳定的一个支柱，而隋末监察如此腐败，故隋朝“灭亡之祸，其可免乎?”其教训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