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土地流转的期待已流露一个观点：土地流转会“一转就灵”。

　　只要回顾30年来农村改革的历史，眼前这个“一转就灵”与30年前的那个“一包就灵”是异曲同工。翻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报章，对大包干的称誉中总少不了“一包就灵”这四个字。确实，面对长期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存在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管理的体制，各地推行大包干当然会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显出异样的效果。不少地方“一包就灵”也并非毫无事实。但是，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城市改革步伐加快，农村再次被远远抛在后面，城乡居民的收差距也再度拉开，即使2006年取消2600年的农业税，但农业连续7年增长不到4%，不及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量五分之一。这又告诉人们，“一包就灵”的说法似乎不大显灵。

　　笔者提出不能期待土地流转“一转就灵”，并不是对土地流转采取消极的态度，相反，应采取慎重的严谨的科学的态度。细读胡总书记访问陕西省榆林农村关于土地流转的讲话，尽管话不多，却很明确和清晰。总书记说，这次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农村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同时允许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以种多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强调的是土地流转中农民的自主权；而提出“多种形式”，体现的是从实际出发，不能搞一刀切。不言而喻，总书记对土地流转的话体现了慎重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

　　对土地规模经营问题，温总理也强调，必须遵循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不能不顾条件地强制推行，特别是对土地入股，长期租赁等形式更要慎重（见新华网2008年11月1日电）。

　　土地流转之所以需慎重进行，乃基于一个现实：在土地管理问题上，尽管温总理在2007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宣布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但是忧患仍是不少的。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规定，到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２０年，全国耕地保有量分别保持在１８．１８亿亩和１８．０５亿亩，确保１５．６０亿亩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尹成杰坦承，“到2020年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任务非常艰巨”。他透露，“我们到2020年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但现在只剩下了2700万亩地的空间”。据尹成杰介绍，从1996年到2006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了1.2亿亩，10年间平均每年减少大约400到500万亩；其中2000年尚有耕地19.24亿亩，但到2007年已经减少到18.27亿亩；并且“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还是会占用一些耕地“（见新华社2008年10月23日电）。事实上，在开发狂潮下，某些地方官员总是打着蚕食耕地的歪主意，违法用地现象时见发生。在这种情势下，一旦土地流转试验失控，那么，就会给某些去打土地主意的人们提供空隙，好端端的政策会演变成冲破耕地红线的乱局。即使在被视为全国大包干先驱的安徽省小岗村目前60%的土地流转也都是非规范的流转。对此，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之一严宏昌就不无忧虑：“一旦发生经济纠纷，租赁户和被租赁户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见2008年5月12日光明网-光明观察）。因此，慎重对待土地流转是一个需值得注意的问题。

　　诚然，提出慎重对待土地流转并非无所作为，近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了“封闭试验”就是一个务实举措。

　　何谓“封闭试验”，简言之，就是按预案关起门来静悄悄进行试验，不张扬。而且，要准备“承担参与试验失败的责任”。

　　实际上，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号召国人大胆投身农村新一轮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因此，对土地流转问题需要坚持试，大胆试，封闭试。但切忌唱往昔那种“一包就灵”或“一转就灵”的高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