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泽东在首都各界人民声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上。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娇，成吉思汉，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1936年2月毛泽东在陕北清涧县，于一场大雪之后攀登到海拔千米、白雪覆盖的塬上视察地形，欣赏北国风光之后写下的《沁园春·雪》一词中后半阙。

　　这首词的上半阙描写的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雪景，展现了祖国大好山河的壮丽景象；下半阙便由祖国山河的壮丽引出历代的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皇帝，以及纵论历代皇帝，抒发诗人的远大抱负。然而从词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这些历代的这些伟人皇帝并不以为然，那么他的一生最为推重哪位皇帝呢？这要从他对历史学家吴晗的一本书稿的态度上说起。

　　1948年，吴晗写成《朱元璋传》，将稿本呈送给毛泽东。毛精通文史，对朱元璋这个人物的评价尤其关注。他在军政事务的忙乱中，仍认真地审读了这部书稿。

　　有一天晚上，毛泽东在石家庄住地接见了吴晗，畅谈《朱元璋传》。吴晗在书中写了一个农民暴动的领袖彭莹玉，也就是彭和尚，称彭莹玉是“职业革命家”。“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散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吴晗赞扬彭莹玉是“功成不居”，是不为做官而造反的英雄。这反映了吴晗本人的真实思想。其实，他本人就是想在革命成功后，回到平静的书斋中去。

　　毛泽东读到上述有关彭莹玉功成不居的一段文字，大不以为然，他对吴晗说：“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

　　吴晗回到北平后埋头寻找线索，果然发现了过去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后被元军杀害的。发现这条史料，吴晗很高兴。1950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的文章，其中谈到毛泽东在石家庄约他谈了一个晚上的事：“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如上所述，吴晗本人也有“功成身退”的思想，所以对彭莹玉的“下落不明”大加赞赏。而1948年冬，中国的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发展，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中国革命正在用人之际，毛泽东当然不会赞成“功成身退”的思想。从这点来说，毛泽东是在对吴晗进行耐心的帮助和教育。

　　1954年，毛泽东看了《朱元璋传》的第三次修改稿后，明确提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显然，毛泽东对书稿中以朱元璋影射、攻击蒋介石，特别是把朱元璋说成流氓皇帝、暴君，不太满意。毛泽东曾多次说过，中共夺取政权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农民的战争。朱元璋是通过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在历史上开创了“洪武之治”的局面，可称为一代名君。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也是农民军领袖，即将建立的政权，也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尽管时代不同了，革命的性质也不一样，但对农民起义领袖过多的贬斥，毛泽东是不会赞成的。

　　《朱元璋传》的字里行间，对朱元璋诛杀功臣的事报以极大的不满，而对被杀的功臣们却寄予了极大的同情。毛泽东认为朱元璋被“写得那么坏”，显然也包括这一方面的内容。

　　本来吴晗以为《朱元璋传》就是一本描写历史上一个皇帝一生的书稿，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商榷，因此，这一次毛泽东对《朱元璋传》的批评，他大约也只当做一种“意见”加以参考，并未认真作为领袖的指示贯彻。因为1965年《朱元璋传》又出了新版本，朱元璋仍未被“写得好点”。

　　如果把吴晗对朱元璋的评价和1957年后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如诛杀功臣、定下皇明祖训、压制知识分子等等，很容易让当时的“左”派产生某种联想和不快。1961年，吴晗创作了京剧《海瑞罢官》，上演后引起举国轰动。1965年，姚文元撰文批判该剧，毛泽东也点名批判了吴晗，于是引发了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吴晗在什么地方触怒了毛泽东，是《海瑞罢官》，还是《朱元璋传》呢？不得而知。但《朱元璋传》成为吴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罪证，却是事实。